盈胜优配 AI手机引发法律界热议数据权限、流量争夺成焦点

　　◎记者操子怡盈胜优配

　　“用户授权，能否为AI代理入侵第三方App提供正当性？”

　　“如果AI手机代理引发数据泄露，手机厂商、代理、第三方App和用户，各方责任如何界定？”

　　近期，一些具备AI代理（AI Agent）功能的手机被推至聚光灯下，引发人们对手机未来新形态的畅想。但因其操作模式挑战既有的手机交互逻辑与商业规则，也将一系列法律问题同步推至前台。多位受访法律专家告诉记者，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融入终端设备，行业竞争形态正在发生变化，如何在技术创新与市场公平之间实现平衡，将成为一项长期课题。

　　焦点：安全隐私不正当竞争

　　近日，由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与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主办的“AI手机合规制度构建研讨会”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举行，来自学术界、司法界和产业界的专家围绕AI手机的合规治理展开讨论。

　　AI手机是在传统智能手机基础上嵌入大语言模型的新型终端形态，其核心能力在于根据用户语音或文字指令，理解屏幕内容，并在多个应用之间完成信息检索与操作执行。多模态感知、个性化决策和自动化执行，是AI手机区别于传统手机的主要特征。

　　2025年被业内视为AI手机发展的关键节点，多家厂商推出搭载Agent功能的产品。目前国内AI手机技术路线呈现多元化特征，其中GUI路线通过读屏、模拟点击等方式，在安全风险上存在较多争议。

　　围绕GUI路线，记者了解到，法律界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：一是此类“侵入式”操作是否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，引发数据安全与隐私风险；二是其跨应用操作的方式，是否破坏其他产品的商业模式，涉嫌不正当竞争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郭禾提出盈胜优配，保障用户对AI功能的实质知情是合规核心，应避免笼统告知，让用户在关键节点自主选择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高富平认为，传统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度已失灵，需转向强化数据处理者义务。有AI手机厂商此前表示，AI操作手机均需用户明确授权。

　　在个人信息保护层面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员陈锦川认为，应严格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“最小必要原则”，信息收集和处理应限定在实现功能所必需的范围内。

　　在不正当竞争问题上，陈锦川说，业内目前存在分歧。“根据以前的一系列案件，跨应用操作是可能构成流量劫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。”

　　法律挑战还是商业挑战？

　　尽管AI手机面临合规挑战，但与会的法律界人士都认为，当前争议的背后，实质是对下一代流量入口和生态主导权的争夺。

　　“商业阻碍远大于法律合规层面阻碍，更多需要商业和市场逻辑去解决。”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后冉高苒表示。

　　陈锦川说，传统App的商业模式依赖用户停留时间、广告曝光和推荐展示，而AI手机在后台直接整合信息并输出结果，跳过了这一核心环节，实质上改变了行业的价值分配结构。这是众多头部软件厂商站出来反对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目前，头部科技公司都希望打造自己的AI流量入口，如阿里以通义千问为核心，串联饿了么、飞猪、高德等生态资源，打造“超级Agent入口”；谷歌通过Gemini打通众多服务入口；豆包也在此前接入了抖音电商平台。

　　国盛证券计算机研究团队表示，目前手机Agent主要分为API范式和GUI范式两条技术路线：前者通过结构化接口调用App执行任务，稳定性较高但通用性有限；后者依赖读屏和模拟点击，通过视觉能力实现跨App操作，通用性更强，但可靠性较低，也面临更高的法律风险和商业阻力。

　　从海外经验看，头部科技公司多通过标准化接口实现对第三方App的合规调用。

　　国盛证券研究团队认为，展望未来，手机Agent的发展可能会进入两者融合的状态。对于高价值、涉及敏感数据的操作（如支付、通讯、核心业务流），API Agent有更高的准确度和隐私保护。对于只读、信息查询类的需求，以及API尚未覆盖的应用，GUI Agent通过视觉理解的方式运行可以更灵活通用。

　　“审慎包容，让子弹飞一会儿”

　　AI手机面临的合规难题，与其服务形态密切相关。一方面，个性化服务依赖对大量用户数据的收集和分析，而这与个人信息保护可能存在冲突；另一方面，跨端操作追求的是效率，如果要求每次操作都要双重授权，繁琐流程也会使得效率优势失去意义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AI手机技术仍处于早期阶段。一旦发生数据泄露或系统性风险，责任认定尚缺乏明确规则。来自法院和检察院的与会人士均表示，目前尚未接触到与AI手机直接相关的司法案例。

　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徐俊认为，在理念层面，应把握好三组关系：产业发展与市场治理的关系、激励创造与分享利用的关系、竞争规范与分类施策的关系。

　　徐俊认为，在评估AI跨端数据抓取行为时，可以从四个要素综合判断：一是使用的目的和性质，看AI跨端数据抓取是否创造了新的、具有生产性或转换性的使用方式；二是数据的性质及其背后的实质性投入；三是使用的数量和程度，是否造成实质性损害或替代效应；四是使用的范围及影响，既包括实质使用市场也包括潜在使用市场。

　　陈锦川表示，颠覆性技术往往倒逼规则与制度重构，面对新技术，早期立法和监管应保持审慎包容，让子弹飞一会儿，“AI手机是一个新事物，还在变化发展中，对于很多问题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”